从明代至今，因为时代背景不同，制作的工具、步骤、形成之法皆不相同。例如∶明末清初之壶多采用捏坯车胎之法，是先以手捏成壶形坯胎，置于干后，将坯胎放在车盘上，旋转车盘以刀按坯胎，即能车成圆形，再另接壶嘴与壶把。此种做法，在捏坯和接驳壶嘴与把时，需用手指累按手捏，所以壶体上隐约可见指纹与较粗的竹刀之痕，这个时期的壶，由于工具的关系，多无局部的精细加工，壶身里面片接之痕，壶嘴与把的泥接之痕明显。壶嘴与把多为手捏泥修成形，故弯折处，多有细小折纹。壶盖多用手捏，故常见圆形壶钮与盖形，并不是规律工整的。偶见精工之佳作，多为名气响亮者所做，如时大彬、陈子畦、徐友泉……等。精制紫砂壶时，即使用沾水之毛笔，将捏坯时的手纹及车胎的刀痕抹平，但是紫砂品的表面，经高温窑火烧熔，微有涨缩后再结成之表面，原有的指螺纹与刀痕仍隐约可细细地辨认。
清乾隆时
开始有模印车胎手制成的壶，那是以泥片放入模型内，规筑成形，干后再车胎表面，使之平整光滑的方法。起初只有壶身采取模印，壶嘴与把仍是手捏成形，后又发展至壶嘴与把皆以模具印出，再接驳一起成形。此法做出的紫砂壶，外形规整，不歪不倚，看似精美，却较难发挥作者制壶时的灵动性，且模印车胎法较为简易，一般人工都可上手，适合大量制造，反而捏坯之法已少见。
直到清嘉庆时
杨彭年善制紫砂壶，才又重拾捏坯车胎之法。此法做成之壶，看似不甚工整，却浑然有致，线条起伏自然，能生动地表现出作者的技艺与灌注其形体之精神。所以后代之名家，如申锡、黄玉麟……等，皆受其影响，采用此古法。
现代
紫砂壶之做法，圆器多采用“打身筒”之法，是在转盘上，把泥片圈接成筒状，用工具把泥筒均匀拍打成圆形的壶身，然后接壶颈、脚、把、嘴等部分，另做壶盖即成。方器则采用“镶身筒”之法，是按设计的形，先做好样板，依照样板裁切泥片，把裁好的泥片镶接好，配制壶盖即成。“镶身筒”法，事实上不是现代的做法，而是延续了过去的传统，遵循古法。一九六八年在扬州江都丁沟乡出土的一件“六方大彬壶”，其时代是明万历四十四年。这把壶的做法，是裁泥片镶接而成，壶嘴、把是用手搓捏塑加工，足以证明今日正统的紫砂成型法是沿袭传统而来的。
除了可从做工成型的工具、步骤上，推论其时代外，还可从紫砂壶的线条、造型结构上，看出同一时代作品的相似处。如明代的紫砂壶，壶风多优雅婉约，文人气息重，造型多素雅少华丽。从壶身的曲线到壶把与壶嘴的呼应，柔美为上，不愠不火，可取时大彬、惠孟臣、陈用卿等名家的作品为代表。他们承受宋明瓷器的一些影响，在明时的紫砂器上，可常见与宋明时期瓷壶的线条颇为接近，雍乾时期的瓷器和紫砂器的线条也非常神似。由此可见，艺术的线条，是随时代的演变渐进而变的，而它们又可互相的影响与模仿，使我们在鉴赏时，对于时代的感觉，能了然于胸。
清乾隆时
国富民乐，社会安定。当时的紫砂壶，多有华丽的装饰，造型偏重高贵富丽。它们的气韵开朗，秀丽温润，大多给予人们有亲切愉悦之感。嘉道年间，文风又盛，文人致力参与紫砂壶艺者，首推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。他公暇之余，设计新壶式，手绘十八壶式，由中兴时大彬绝技的杨彭年制作。此时的壶风，形式儒雅，线条自然，不夸张低俗，壶身上常有书画壶铭，更加强了精练文化艺术气息。同光时期，经历战乱后，社会由动荡不安中，逐渐安定下来，此时壶风趋向，多为重实用，外形简单朴素为主，配合当时的社会背景，纯朴憨厚踏实的农民风格，流露在当时多数的紫砂壶上。民国初年，上海一些壶商，到宜兴订制壶坯，并随店主的意思，设计或自行刻上壶铭之书画，所以常见一些事实上不属于正统金石习惯的铭刻方式。这个时期，上海古董商甚至请一些紫砂艺人，如蒋燕亭、王寅春、顾景舟……等，根据古文记载的壶式，加上自己的设计，做出一些假古壶，谋取厚利。此时的壶风，多有矫情的意味，好似明明是惟利短视的世俗份子，却又附庸风雅故做文采翩翩之君子。壶的形式，多沿袭前人旧作，可是做法上手捏成形者少，半模半工者多，名家与商品壶之间质与工的差异甚远。
个人风格
现代宜兴的紫砂壶，由于工具与窑炉进步，制作的式样，何只千百种，但能遵循古法，如杨彭年般的手捏绝技制壶者，已经很少了。
紫砂艺人所使用的紫砂泥，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但是练土调配的秘方，是各有心法，所以他们用的紫砂泥，严格区分，还是会略有不同处。紫砂壶成型的方法，虽然随着时代演变，而成型的线条，却有如写字的笔迹，成为一种习惯。如同一人做的紫砂壶，连续拿出三个不同的造型做个比较，很容易发现壶肩的转折，壶嘴延伸的曲度，壶把圈的角度，都是非常接近的。壶身的装饰习惯，更是难以改变。紫砂艺人的人文修养与个性，也会融合于他的紫砂作品之中，形成一种强烈的个人风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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